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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扎根市場經濟理論研究70余年，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的“常青樹”；在價格改革、建設現代市場體系等方面提出許多頗具建設性意義的主張，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作出了突出理論貢獻；耄耋之年仍筆耕不輟，關心著年輕學者的成長。

“為國家發展盡經濟學家的天職。”這是他畢生身體力行的信念。

他，就是“經濟研究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張卓元。

70余年筆耕不輟：“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當選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獲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多次參與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工作……談到張卓元，人們難以避開這些奪目的“光環”。

但當記者問張卓元，是什么促使他投身經濟學研究時，他只簡單回答了兩個字：“興趣”。

1933年，張卓元出生于廣東梅縣。1950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讓這個正在緊張備考的高三學生讀到了蘇聯著名經濟學家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盡管對書中的基本原理一知半解，但書中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使張卓元入了迷，讓他對政治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興趣的力量是巨大的。1950年高考，17歲的張卓元以優異的成績被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和中山大學經濟學系同時錄取，他果斷地選擇了后者，開啟了與經濟學長達70余年的不解之緣。

張卓元筆耕不輟，先后出版著作近30部，發表論文500余篇，主持編寫了《中國經濟學60年（1949—2009）》和《新中國經濟學史綱》等重要文獻，為中國經濟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做學問難，難在耐得住寂寞、守得住信念。張卓元，正是那個坐得住“冷板凳”的人。

2009年，張卓元在報紙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講出了他心中的“學術觀”——

“對于做學問來講，最重要的應該是興趣，其次才是天賦。僅有天賦，沒有興趣，對知識沒有渴求和好奇，很難靜下心來鉆研。興趣恰恰是‘坐下來’并且‘坐住’的關鍵。”

探尋“價值規律”：“研究應與國家所需相結合”

談到自己幾十年來的治學心得，張卓元認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趕上了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大變革的好時代。

大學畢業后，張卓元進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隨后參加了由時任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主持的《社會主義經濟論》的編寫整理工作，開始了對“價值規律”的不懈探求。

1962年，張卓元發表了《對“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的初步探討》一文，對商品社會使用價值是商品價值能夠實現的前提進行了探討，在學界和社會上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在改革開放后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張卓元從認識價值規律的作用出發，逐漸產生以市場化推進價格改革的觀點，與后來堅持穩定地推進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主張邏輯一致、思想一脈相承。

70余年研究生涯，張卓元始終把自己的研究和國家發展所需緊密結合起來，將理論的創新扎根于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參加了諸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和決策咨詢工作，對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研究改革開放問題，是中國經濟學家的天職，也是我們施展才能、報效祖國的絕好機會。”

2013年，在榮獲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時，張卓元在致辭中這樣說道：“這個時代為經濟學家的研究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和極為豐富的素材，也為經濟學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最廣闊的舞臺。”

一步一個腳印：“向調查研究求智慧”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對此，張卓元也有著自己的理解與堅持。

“1961年和1962年，我兩次跟隨國家有關部門到浙江開展調研，一次是到杭嘉湖地區調查農業生產、農民收入、農產品成本問題，一次是到杭州調查農產品成本和價格問題。”張卓元回憶，這兩次調查，使他對我國農村的實際有了初步的了解，也有了更為清晰的認知。

調查回來后，張卓元的兩篇文章分別發表在《經濟研究》和《光明日報》上，引起了不小的社會反響。“沒有兩次浙江之行的所見所聞，是寫不出這兩篇文章的。”張卓元說。

實踐出真知。張卓元認為，做研究，特別是經濟學研究，不能只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尋章摘句、摳概念，而是要更多地從實際出發，找問題、找經濟活動的內在聯系，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研究如此，為師亦如此。對于自己的學生，張卓元也要求他們不能只是囿于書本或是在網上查資料，吸收別人的“間接經驗”，而是要多開展實地調查、多了解真實情況。

如今，張卓元已91歲高齡，但仍保持著良好的身體狀態和健康的生活習慣。

與此同時，他仍舊對當前的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保持著高度的關注，特別是關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部署。

“高山高而不險，流水急而不湍”——

這是“穩健改革派”張卓元的學術生涯，也是他的人生寫照。